前言

在1945年到1950年这段时期，鉴于美国当时独占原子弹技术，不少人觉得只要美国在任何战争里动用原子武器，就能稳获胜利。由于空军掌控着所有原子武器的投放方式，陆军在后续战争中的作用似乎比以往大幅减弱。1946年，以约瑟夫・史迪威为核心的国防部陆军装备委员会提出观点：下一场战争“将以轰炸机、远程导弹和生物武器拉开序幕”。然而，美国众多军事将领对这类武器的实际效用持怀疑态度，因为当时仅有的几枚原子弹，只有B29重型轰炸机适合投放。所以，美国陆军在1950年采用的作战方式，基本还是延续二战时期的那一套。毕竟这套作战方式曾经击败过装备精良的德军和作战勇猛的日军，实战效果显著。

一、战前的美军装甲兵、步兵与炮兵

随着冷战局势不断升级，欧洲大陆再次成为美国重点关注的核心战略区域。陆军的主张愈发倾向于以欧洲战场为背景，开展一场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战争，着重应对苏军为达成作战目标而不惜大量投入兵力兵器的传统战术。1946年，史迪威领导的陆军装备委员会明确指出：“性能更优的坦克是最理想的反坦克武器。”不过，美军坦克在反坦克作战中具备优势，不仅依靠坦克本身的性能，还因为美军的反坦克炮无法有效摧毁敌方坦克。二战期间，美军使用的反坦克武器是57毫米反坦克炮，这种火炮在越野方面能力较弱，炮弹的穿甲威力也不足，在打击坦克时未能取得理想效果，无法阻挡现代化坦克的进攻。二战期间，美国陆军已经研发出自行反坦克歼击火炮，76.2毫米、76毫米和90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火炮，许久之后才被安装到坦克上。但这类反坦克歼击火炮装甲薄弱，实际作战作用十分有限，整体作战效果难以让人满意，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便被解散。步兵部队提议取消反坦克连，为每个步兵师增加三个坦克营，让装甲兵承担大部分反坦克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装甲师的步兵人数存在不足问题，而步兵师则缺乏足够的坦克配备。二战结束后不久，每个装甲师都新增了四个装甲步兵营（每个营下辖四个步兵连）。这样一来，每个装甲师的步兵连数量从原本的九个增加到十六个。在坦克的紧密支援下，欧洲战役中的步兵部队作战表现出色，因此战后为解决步兵师坦克不足的问题，采取了增加步兵师坦克数量的办法。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军各个步兵师都配备了一个建制内的坦克营，除此之外，每个步兵团还设有一个坦克连。但在多兵种合成部队中，步兵依然是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也是陆军重点关注的兵种。在作战过程中，如果投入一个装甲师，该装甲师通常会在两到三个步兵师的编成内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坦克展现出了强大的作战潜力，但步兵依旧被誉为“战争之王”。步兵火箭筒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结束时，美军用90毫米火箭筒替换了原来的60毫米火箭筒，并且在二战期间还研发出了无后座力炮。不过，这两种武器并没有被明确规定为主要的反坦克武器，相反，它们主要用于增强中型坦克的火力。

在二战爆发之前，火炮一直是地面战斗中的主要支援武器。二战期间，战术空军和舰炮火力也能提供重要的火力支援。二战带来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作战中需要具备协调紧密、效果显著的火力支援。于是，1945年之后，炮兵连的火炮数量从四门增加到六门，而步兵团的加农炮连则被撤销。炮兵采用了一种新的射击修正方法，即通过目标坐标方格将观测点到目标的视线转换为火炮到目标的视线。这种方法在早期曾被乘坐气球的炮兵观察员使用，有利于在联合作战中对舰炮火力进行控制，同时减轻炮兵前进观察员的工作负担。火力支援协调与陆空协同，是陆军与新独立的空军经过激烈争论后才确定下来的方案。争论的核心在于战术空军控制组的配属问题。炮兵方面主张为每个步兵营和装甲营都配属一个战术空军控制组，反对建立独立的空军控制网络，并且认为战术空军火力支援的申请流程应与其他类型火力支援的申请流程保持一致。最终确定的解决方案更偏向空军的意见，只给每个团配属了一个战术空军控制组，空军则保留了自己的前进空军控制员和独立的空中支援申请网络。

1945年至1950年期间，美国陆军作战原则的最重要变化，是增强地面部队的火力强度，提升火力的快速反应能力。作为主力部队的步兵师，新增了一些用于增强火力的分队，陆军部队的重型装备相较于二战时期有了明显加强。当时美国陆军的战术理论，是以通过进攻或反攻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摧毁敌军“战斗意志”的方式来战胜对手。同时，美军认为原子弹可成功用于打击苏军大规模集结的部队。1948年至1949年，美国陆军集中力量研发能够发射原子炮弹的火炮，最先研制成功的是口径为280毫米的巨型火炮。尽管作战理论出现了一些调整，但许多核心内容仍保持不变。

二、志愿军给美国陆军的教训

战争突然爆发时，美国陆军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除了驻扎在德国的一个师人员和装备齐全外，其他各个师都只是空有编制的架子师。步兵团从三个营缩减为两个营，炮兵营从三个连减少到两个连，而且大部分营都存在人员缺额的情况。第一批运抵战场的坦克，大多是之前封存的旧坦克，或是从架子部队中抽调而来的。除了装备方面的问题，还存在士兵身体适应能力差、普遍缺乏系统训练的问题。在战争初期，由于毫无准备，美军士兵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在战争第一阶段，双方部队在半岛地区展开快速机动作战，美军的战术、编制和装备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在作战过程中却遭遇诸多困难。战场的地形、气候条件以及志愿军的战术，常常影响美军武器装备效能的发挥。因为美国陆军的战术主要是针对欧洲战场设计的，多山的地形成为美军面临的主要难题，这种地形限制了美军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作战能力的发挥。志愿军的包围战术效果显著，在战争初期，美军兵力薄弱的防御线上存在大量缺口和暴露的侧翼。部分美军部队不先抢占两侧的高地，就沿着公路进入谷地，最终陷入严重困境，遭到志愿军的伏击、包围或合围。志愿军常常利用美军的弱点，派遣渗透部队在美军后方占领阵地，攻击美军的指挥所、支援部队和炮兵阵地。

在向敌军接近的运动过程中，中国军队通常会安排两支部队在前方推进，一支部队在后方跟进。当遇到防御部队抵抗时，前方的一支部队就会后退，形成“一前两后”的队形。经过一系列旨在探明防御薄弱环节的试探性进攻后，中国军队会调整部署，向已查明的敌军防御薄弱部位发起突击。由于中国军队缺乏通信联络手段和有效的指挥控制体系，在对同一阵地发起进攻时，往往会有多支部队依次实施多波次进攻，一波接一波地向防守方阵地发起冲击，使得防守方部队几乎没有时间对各波进攻部队造成有效杀伤。即便只是打开了很小的突破口，进攻部队也能借此对其余防御部队实施迂回包围。当突入敌军纵深区域与敌军预备队交火时，进攻部队会分出部分兵力应对敌军预备队，其余兵力则设法对前方防御部队实施合围，美军常常因此被打得溃不成军。在二战期间，美军通常处于进攻态势，很少有部队持续进行防御作战，被包围后，毫无准备的撤退行动难度极大，几乎没有部队具备这方面的作战经验。由于士兵内心恐慌、纪律涣散以及缺乏训练等因素，许多撤退行动变成了乌合之众的溃逃，而非有组织的撤离。

二战期间，美军炮兵凭借反应速度快、能迅速集中火力的特点赢得了良好声誉。在这场战争中，美军依然依赖大规模的炮火支援，常常集中十几个炮兵营的火力，每个炮兵营在两分钟内完成十次齐射，平均射速为每分钟一发，在一次十二小时的战斗中，可发射11600发炮弹。美军的火炮、空中火力和自动武器，造成了大量中国士兵伤亡。为了降低这些武器的作战效能，中国军队大多利用夜间掩护靠近美军防御阵地，并在尽可能靠近美军阵地的位置坚守，使得美军难以实施空中支援和炮火支援。同时，中国军队还会将大规模进攻的时间选在气候恶劣、不利于美军有效开展空中支援的时段，实施夜间进攻时，常常组织大量士兵紧跟在火力通常较弱的徐进弹幕之后推进，同时投掷手榴弹。美军原本不重视夜间战斗，许多进展顺利的进攻行动，一到夜晚就立即停止，等到第二天拂晓再发起进攻时，往往会遭受重大伤亡。后来，美军指挥官才开始重视夜间进攻，或在天黑后继续推进进攻行动。美军还进行了一系列技术革新，如使用坦克探照灯、工兵探照灯以及照明炮弹，夜战能力得到了一定提升。

1951年4月，中国军队在春季攻势中取得了辉煌战果，此后双方陷入了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对峙阵地战。美军部队通常在炮兵和空军的支援下，依托坚固的防御阵地进行防御；而中国军队由于缺乏这些支援手段，采用了强调机动、流动性较强的防御方式。在实施防御时，中国军队通常采用“一前两后”的兵力配置方法，当前方一支部队担任屏护任务、阻滞敌军推进时，后方两支部队会加强防御，并做好实施反冲击的准备。如果后方两支部队也被迫撤退，中国军队会选择整体撤离，等待有利作战时机，而不会冒险在主要抵抗线与对方展开决战。中国军队的阵地与美军阵地有着明显区别，美军阵地上随处可见容易被发现的车辆、武器、掩体以及随意丢弃的杂物，而中国军队的阵地往往难以被察觉。中国军队限制美军空中突击和空中侦察的最佳方法，或许就是巧妙地进行伪装与隐蔽。由于美军地面部队不存在空中威胁，逐渐养成了不重视伪装和隐蔽的习惯。中国军队擅长快速构筑工事和掩体，而美军士兵则不愿意挖掘散兵坑、堑壕和掩体，也不愿为发射阵地加装坚固的顶盖。但事实证明，在敌军火力下遭受损失的教训，成为了美军最好的教材。

三、美军的学习

这场战争让美军认识到，战争的胜利标准依然是依靠以步兵和炮兵为核心的地面部队守住关键地形。但漫长的太平洋海上运输航线、战场上狭窄的公路以及后方运力不足的铁路，都增加了物资补给的难度，弹药不得不实行限量供应。战争期间，美国陆军曾考虑使用原子武器对付中国军队。1952年6月，美国陆军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原子武器更适合打击远距离上的密集目标。但第八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弗利特将军在任期结束返回美国后，建议不使用原子武器。范弗利特的继任者泰勒将军后来解释了美军未使用原子武器的原因：美国当时拥有的原子武器数量有限，不愿冒险用于攻击对美国安全未构成重大威胁的目标；此外，朝鲜多山的地形很可能会降低原子武器的威力，美军十分担心使用后会暴露原子武器的缺陷，进而削弱其威慑作用，破坏欧洲地区脆弱的战略平衡。美国认为其主要威胁来自欧洲，半岛地区的局势不值得美国跨越“原子门槛”。不过，与中国军队作战的经验表明，苏军若在欧洲发动进攻，很可能会像中国军队那样集中大量兵力，而原子武器则是抵消苏军常规兵力绝对优势的有效手段。

虽然美军官方从未认可对手的战术水平超过自身，但在陆军作战理念层面，却出现了意义重大的转变。美军从中国军队的战术实践中，借鉴了提升机动作战能力的思路，不过，单纯依靠卡车运送步兵的方式在实战中造成了惨重伤亡。相比之下，装甲人员输送车展现出显著优势，它能在敌方火力覆盖区域内，有效运送补给物资、武器装备、受伤人员、补充兵力及增援部队。这类装备不仅让部队获得了出色的越野机动能力，还能抵御轻武器射击与弹片伤害，同时对核武器产生的杀伤效应具备较强防护力。实现机械化后，部队可快速完成兵力集结与疏散，还能在敌方火力压制下灵活机动，并充分发挥支援火力的作战效能。这一背景下，美陆军内部再度掀起发展装甲部队的热潮：1948年7月，美军十个现役师中仅编制有1个装甲师；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至中期，装甲部队规模迎来明显扩张；至1956年，陆军二十个师里已有四个装甲师。短期内，陆军先后研发生产出M41、M47、M48三种型号的坦克，推出了M59型装甲人员输送车，同时启动了M113型装甲人员输送车的研制工作。这些装甲装备与装甲部队，十分适合对兵力规模占优的敌军发起快速且猛烈的突击，此外，在执行机动防御任务或承担快速机动预备队角色时，装甲部队同样能发挥关键作用。

1953年，曾深切领教志愿军机动穿插战术威力的李奇微将军出任陆军参谋长。上任后，他着重强调，未来战场上的美军必须具备更强的机动力与火力，才能进一步提升作战能力，其中火力支援可依托原子武器实现。针对如何提升机动力的问题，相关试验数据显示，配备完善通信器材后，师长能够有效指挥的部队数量以五个为最佳规模。1956年9月，新组建的第101空降师依据这一试验结论进行编制调整，正式提出“五群制”师的编制方案。该编制的核心目标是最大限度提升部队机动力，师级单位由五个步兵“战斗群”构成，每个战斗群的规模大于传统步兵营。这些战斗群直接受师长指挥，属于半独立作战单位，编制内配备了各类支援分队，其设计初衷是让每个战斗群都能像志愿军的小股作战部队一样，具备独立持续作战的能力。除坦克外，战斗群的所有建制装备均需满足空运条件，以便能够对敌军侧翼及后方实施机动穿插与包围。

这些战术理念的转变，在防御作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二战时期，一支编制人数13200人的标准步兵师，防御正面宽度约为7公里；而采用“五群制”编制的步兵师，兵力约12000人，防御正面宽度却达到了24公里。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突破，关键在于直升机与装甲人员输送车的广泛应用——步兵不再受限于每日徒步行军的距离，机动力的提升直接增强了部队快速集结的能力，最终促使防御正面大幅拓宽。这一系列变化，彻底扭转了美军陆军长期以来“侧重消耗敌军、忽视机动作战”的传统战法，新的作战思想迅速在整个陆军体系内产生广泛影响。

四、结语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二十年里，美国陆军的战术思想与二战时期相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期间，各类新编制方案与新型武器装备不断涌现，但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后，美军发现“五群制”师的理论存在明显缺陷，根本无法满足实战需求，最终决定调整编制，仅保留重型师与中型师两种类型。其中，重型师配备了更多坦克、具备装甲防护的火炮及装甲人员输送车；中型师则减少了重型车辆的配置，其装备体系围绕“持续快速机动作战”的需求构建，更注重借助直升机实施垂直包围战术，编制内的空降步兵营则专门强化了“频繁执行空降突击任务”的能力。美军如此规划的核心原因有两点：重型师的建设主要为应对欧洲可能爆发的原子战争，而直升机空降步兵部队的打造，则是为了适应在亚洲地区的作战需求。

由于曾在与中国军队的交锋中，深刻体会到对方高速机动战术的压力，美军试图通过打造更强的机动作战能力来形成克制。这套战术首先在越南战场投入使用，初期面对不熟悉直升机作战模式的越南军队，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很快便陷入困境。核心问题在于，美军士兵普遍存在怕死怯战的心态，缺乏中国士兵那样的勇敢与主动性：中国士兵一旦完成穿插任务，会主动搜寻敌军发起攻击；而实施垂直包围的美军士兵，落地后首要动作是构筑防御工事，始终不敢离开防御圈，一旦遭遇攻击便立刻呼叫救援，完全丧失了作战主动权。这种被动状态下，美军常出现“本想包围敌军，反被敌军包围”的情况，后续整个师的所有单位都不得不放下既定任务，全力救援被围部队，最终导致精心策划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彻底失败。由此可见，美军虽然模仿了中国军队机动穿插的战术形式，却未能真正掌握其战术精髓。

#热问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