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前言

在众多我们所熟知的通史教材中，我们屡屡遇到这样的论断：“中国近代史实为民族屈辱之史。”

屈辱之成因，林林总总，其中闭关锁国导致的经济停滞、文化衰落与技术障碍尤为显著。尽管如此，究其根本，最直接的成因莫过于我国军队战斗力的相对薄弱，致使在沙场上常显力不从心，鲜有对手能与之抗衡。

在晚清时代，若有人以武器装备的落后为由，来解释冷兵器与热兵器对抗的不利局面，这种说法实难令人信服。实际上，清朝军队的武装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在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一度被誉为“亚洲之雄、世界第三”的劲旅，但为何它却以如此迅速和决绝的方式败北，毫无缠绵挣扎之态？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尽管日军在武器装备上相较于国民革命军确实占据上风，但国军的装备并非软弱无力。从德式装备到苏式，再到后来大量引进的美式装备，即便在不利条件下，国军也未至于一路溃败，直至退守至西南深山。尤其是1944年，日军已陷入困境，却仍发生了震惊全球的“豫湘桂大溃败”。

装备无责。

步入1950年，画风突变。朝鲜战争的烽火弥漫，崭露头角的中国军队奔赴朝鲜战场。在那段历史中，英勇事迹不胜枚举。面对人数是我们十七倍的敌人，我们不仅取得了胜利，更是以少胜多，彰显了我国军队的强大威武。

尽管解放军在内战中展现出的摧枯拉朽之力并未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壮举，无疑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新中国的武德之充沛，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此同时，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亦显著提升，跃然于世人的眼前。

显而易见，对“唯武器论”的诠释显得过于牵强。回顾抗美援朝战争的前三次战役，志愿军与联合国军之间的武器装备差距，明显超越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之间的装备差异。

困惑油然而生。既然武器装备并非决定性因素，并且两国实际上属于同一国家，军队人员也一致，那么为何在短短数十年内，他们的战斗力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这其中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

近期，我有幸观看了这部经典之作——《古田军号》，它生动地展现了人民解放军的先辈——红军的创立与成长历程。借此良机，让我们共同探讨，这支部队，由中共所缔造，究竟依靠何种力量，锻造出了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钢铁之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与历史上的旧式军队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是以坚定的思想理念为武器，构建而成的坚不可摧的强大武装力量。

这种看法通俗来说就是：你加入军队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往日军旅岁月，许多人投身军旅只为谋取薪俸。然而，难道为了那微薄的金钱，就会甘愿赴汤蹈火？人生短暂，财富无常，追求这样的目标究竟有何意义？显而易见的是，在遭遇困境时，他们的逃跑速度往往胜过兔子。

肩负着解放广大劳苦人民与国家振兴使命的中国军队士兵们，将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誉。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莫过于即便部队遭受打散，即便仅剩下寥寥数人，他们也能迅速重整旗鼓，集结成战斗小组，继续英勇奋战。

想象差距明显。

红军自成立之始，尚未即刻拥有如此崇高的信念与强大的战斗力。

工农红军并非天生就具备天然的优势，换句话说，它们并非生来就拥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且，仅仅加入红军也不能保证一个人自然地成为思想觉悟高深的先进分子。

恰恰相反，红军初创之际，其战士队伍的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囊括了由国民党投诚的士兵、农军战士，甚至包括袁文才、王佐这样的山头首领，他们曾自封为王。

显而易见，一句“让他强大，它便强大”并不能真正赋予这支军队以力量。

稳固党的领导地位，同时通过强化军队的思想教育及不断革新，这无疑是关键所在。

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实施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湾改编”，这一举措将党支部的职能拓展至连队层面，成为了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这次改革仅限于秋收起义的余部范围之内。

他坚持的“党指挥枪”原则，最初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反而在激烈的讨论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激起了著名的“朱毛之争”。正因如此，毛主席一度被视为“少数派”，遭受了严重的排斥。

“党指挥枪”的原则，于1929年12月28日召开的“古田会议”上，被正式确立为建军的基本规范与牢固基石。毫不溢美，古田会议不仅是工农红军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启胜利航程的崭新起点。

探讨历史。

贰 井冈山会师

首先，让我们回顾建军历程中那段至关重要的篇章——红四军的创立史。

1927年，蒋介石突然翻脸，发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进行了残酷的大规模屠杀。我党毫无防备，遭到了突如其来的袭击，一时之间陷入迷茫与混乱，关于未来道路的抉择在党内引发了激烈的争执。

电影《建军大业》对该事件有所呈现，其中一群人倾向于模仿苏联的路径，主张在都市掀起暴动，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众务实派则倾向于深入偏远的农村，依托农民的力量推进革命进程。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我党先后发起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然而，鉴于敌我双方实力悬殊，这两次起义最终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

经历秋收起义的挫败后，毛泽东审慎评估形势，果断地舍弃了进攻长沙这一不切实际的策略。1927年10月，他带领余部抵达井冈山，顺利降服了当地的土匪头目袁文才与王佐，为队伍找到了一个安顿与发展的新基地。

在毛泽东确立井冈山为根据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朱毛会师”的重要事件。那么，朱德又是如何抵达井冈山的呢？

直言不讳，朱老总的历史地位之所以如此显赫，实与此事息息相关。深入剖析这一历程，方能深刻领会朱老总所取得的非凡伟业。

南昌起义的先锋部队主要由叶挺与贺龙的部队组成，而朱老总在此次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对较为次要。随着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向南挺进广东，途中不断遭受国民党军队的猛追和严密封锁，伤亡惨重。在无奈之下，部队在三河坝被迫实施分兵行动。朱德率领三千壮士坚守三河坝，顽强抵御敌军，为保障主力部队得以顺利向南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

朱德肩负的，是一场如同赴死的使命，他的对手是钱大钧部麾下的两万精锐追兵。朱德心知此行生死未卜，然而他毅然决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场艰巨的考验。

最终，南下的主力部队在汤坑战役中遭受了几乎全军覆灭的惨重损失。在成功实施突围之后，周恩来与聂荣臻抵达了香港，叶挺则转赴澳门，刘伯承则前往上海，而贺龙则选择返回湖南。

显而易见，起义并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更令人担忧的是，起义的领导者们纷纷离散，导致在未来的行动路径上，无人能够给出明确且清晰的指引。

在三河坝激战正酣之际，朱德面对着强敌压境、我方实力悬殊的不利境况，终是无奈之下，率领部队寻求突破。此刻，我军的士气已降至冰点。众多将士纷纷抱持着主力已不复存在的悲观想法，纷纷提议解散部队，放弃抵抗。

随着旅途中途的深入，人群日渐稀少。到了十月末，师长、团长以及党代表们纷纷离队，仅朱德将军一人仍旧坚守在师级以上干部的行列中，而团级干部则只剩下王尔琢和陈毅二人。形势愈发清晰，这支部队似乎正遭遇着分崩离析的严峻危机。

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朱德同志的信念坚定不移，他将革命胜利的坚定意志传递给了在场的每一位战士，激励他们，若愿追随他，便当勇往直前，继续战斗。

最终，朱德率领着仅剩的800名战士，历经无数艰辛，终于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成功实现了胜利的会师。在这支由他顽强捍卫而得以留存的力量中，涌现出了诸如时任连长的林彪、警卫队班长的粟裕以及团指导员的陈毅等一批杰出英才。

谁能预料，这些表面上看似寻常无奇的人物，二十年后竟成为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关键力量，闪耀于解放战争的天幕之上，成为最为耀眼的将星。

不容忽视的是，朱德所指挥的正规部队，其战斗力与井冈山原先以农军为主体的力量相较，可谓是霄壤之别。正是得益于朱德的到来，我们在屡遭敌人围剿的严峻形势下，得以稳固战局。

谭震林，这位参与秋收起义的英勇战士，曾深情地回忆：“倘若朱老总不曾率军攀登井冈山，单凭秋收起义的微薄力量，我们恐怕难以维持持久的抵抗。”

在遭遇极端困境之际，朱老总坚守信仰，为革命事业保留了希望的火花。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便能深刻理解，为何朱老总被誉为“红军之父”。

叁 裂痕的出现

1928年四月，朱德所率领的余部成功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胜利队伍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此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两支部队共同组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为红四军。

井冈山会师初成，军力得以大幅提升，欢声笑语弥漫于众。然而，挑战亦如影随形，接踵而至。

红四军由三部分组成。

原本是毛泽东领导下的秋收起义的核心队伍，成员大多出身于农军，后被整编为31团。同时，沿途招募的湘南农军也融入其中，构成了29团与30团（遗憾的是，29团和30团后来因故被迫解散）。

那是朱德与陈毅所率领的武昌起义的核心力量，他们原本均为正规军出身，后来改编成了28团。

该区域归属于井冈山创业团队，由袁文才和王佐共同领导的部队，后经改编，发展成为32团。

显而易见，两者在组成成分上有着根本的差异，无论是战斗力还是认知观念，都相去甚远。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矛盾与冲突的发生在所难免。

在战斗力方面，朱德和陈毅所指挥的28团堪称翘楚，该团脱胎于叶挺独立团，是一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正规部队。其战斗力显然远非那些未曾接受正规军事训练的农军所能比拟。

28团勇猛争先，锐意向前冲锋；31团则作为坚实的后备力量，随时待命，准备填补战场的任何缺口；32团则坚定地坚守阵地，承担起防御的重任。

此刻，矛盾逐渐浮出水面。28团奋勇争先，无疑是夺取战利品的中坚力量，然而，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毛泽东坚决执行战利品平均分配的原则，这一决策激起了28团的强烈不满，他们觉得31团和32团出力不多却分得颇丰，这种状况显得极不公允。

鉴于对立情绪的加剧，28团有意拒绝向农军提供武器和弹药。尽管农军在筹措资金和粮食方面具有优势，且经济状况亦略胜一筹于28团，但面对28团的轻蔑态度，农军亦心生愤慨，不愿再在经济上对28团给予支持。

关系愈发紧张。

论军纪之严，28团起初源于旧军阀的队伍，军纪涣散，思想觉悟亦未臻成熟。反观31团，作为秋收起义的主力，历经“三湾改编”，党组织已深入连队，确立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其思想觉悟与军纪相较28团，均有显著进步。

毛泽东性格刚毅，坚守原则，对于28团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深表不满，给予了严厉的指正。朱德与陈毅虽未直言相告，但他们的情绪起伏显然难以掩饰。

另一关键议题，关乎军饷的合理分配。在朱德部队进山之前，战士们每月能领到12块大洋，而与井冈山毛泽东领导的部队相比，后者仅有3块大洋的发放。尽管两地隶属于不同的指挥体系，这种待遇上的巨大差异尚能勉强接受，然而，当两支部队合并后，若仍旧维持这一悬殊的差距，在管理上便显得难以持续。加之当时的经济状况极为困难，根本无力支撑如此庞大的开支。因此，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废除了旧有的军饷体系，改行供给制，以确保官兵待遇的公平一致。

不满情绪在28团显而易见。

最终，28团与31团之间矛盾凸显，彼此间关系紧张，相互之间难以和睦相处。至于作为两位团领导的朱德与毛泽东，他们的关系亦随之变得复杂而微妙。据谭震林所言，毛泽东在28团难得发表演说，朱德亦罕见步入31团的领地。

随着彭老总指挥的平江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人群沸腾，原本就经济困顿的井冈山，立刻陷入了更为严峻的困境之中。

原本会师实为美事一桩，然而，诸多因素的交织作用下，问题与挑战逐渐浮出水面，愈发引人瞩目。

肆 朱毛之争

1928年炎炎夏日，井冈山陷入国民党军队围攻的困境之中。29团不幸遭遇溃散，而28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亦率领部下投敌。在追捕叛军的行动中，团长王尔琢壮烈牺牲，我军实力蒙受巨大损失。此事件，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八月失败”。

在经历了“八月失败”的沉重打击后，红军于1929年1月坚守至井冈山，面对愈发严峻的挑战与困境，红四军毅然作出战略转移，撤离井冈山，转战于闽西赣南，以期探寻新的发展契机。

根基不稳，群众支持薄弱，补给线严重短缺，且遭遇敌军的四面围攻与阻断，红四军所承受的形势愈发艰难。

出现“分兵”争议。

所谓“分兵”，实则是一种策略，意在众人面对绝境时，与其同归于尽，不如各自寻找生机。于是，朱德与毛泽东各率所部，各自为战。为此，红四军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将28团整编为一纵队，林彪被任命为纵队长；31团则改编为二纵队，伍中豪担任纵队长。

等同井冈山会师前。

毛泽东坚定地反对“分兵”的战术，坚信一旦部队分散，便容易遭受敌方各个击破。鉴于此，1929年2月3日的罗福漳会议上，他与朱德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作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坚决打压了关于分兵的讨论，这一行为引发了众多人的不满情绪。

此刻，在红四军的队伍中，毛泽东尚未获得普遍的赏识，他的角色显然属于那少数持有不同见解的“异己分子”。

在那时，毛泽东身负多重职务，他不仅担任了前委书记和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职位，而且在军委撤销书记一职后，他将军委机构调整为政治部，并再度担纲政治部主任的重任。

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并强调这种领导必须遵循“自上而下的民主”这一原则。作为前委书记与特委书记的双重角色，毛泽东自然给人以权力高度集中的印象。

换句话说，依据“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朱军长必须恪守毛书记的领导。

显而易见，朱德等人的情绪随之波动，一场激烈的争论亦不可避免地展开。

争论焦点集中在“党的绝对领导”这一概念是否适用于军事范畴？在战事频发的当下，军事指挥官是否拥有自主作出决策的权力？

此时此刻，一桩新事件的爆发，如同向干柴烈火中倾注汽油，进一步激化了朱毛之间原本就紧张的关系。

1929年4月3日，红四军收到了中共中央寄送的一封至关重要的信件，即声名远扬的“二月来信”。这封信虽在二月就已发出，却历经波折，直至四月才终于送达红四军。

信函的核心内容透露出中央对红四军所遭遇的困境深感忧虑，并提出建议，即解散红四军，将其改编为若干支小规模游击队以展开行动。同时，中央亦指令毛泽东与朱德须从红四军中分离，返回中央，并另行委派他们担任其他职务。

毛泽东与朱德均对中央的立场表示不同意见，认为中央的判断显得过于悲观。在此二人中，毛泽东的反对态度尤为激烈，他致信中央，对其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和严厉的抨击。

尽管中央的具体回应尚未明朗，朱德便率先对毛泽东的措施提出了疑问，他坚信毛泽东身为中央的属下，其所作所为透露出对中央领导的抵触，甚至可能演变为对中央的挑战。结合毛泽东平日里所显现出的强硬“家长式”领导风格，朱德对毛泽东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

由此红四军中有一部分人本来就主张分兵的人，拿着毛泽东批评中央这事攻击毛泽东，再次掀起了是否分兵、朱毛是否离队展开了大讨论。

换言之，“二月来信”进一步激化了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使得双方的分歧愈发显著。

在此刻，一位关键人物登台亮相，使得矛盾瞬间激化至顶点，而这位人物，正是中央特派员刘安恭。

刘安恭，四川同乡朱德、陈毅，早年远赴德国深造，投身革命事业，并亲身参与了南昌起义这一伟大壮举。继而，他再赴苏联，深入研究军事理论，积累了丰富的指挥作战经验。

显而易见，无论从何种角度审视，刘安恭与朱德之间的友谊显得尤为深厚。实际上，在朱毛之间的争议漩涡中，刘安恭始终坚定地站在朱德一方，旗帜鲜明地展现了他的坚定立场。

刘安恭的观点与朱德不谋而合，均提倡党应掌握全局的战略方针，而军队的具体事务则应交由军委全权处理。

毛泽东对此表示高度警觉。他始终坚信“党指挥枪”的原则，但刘安恭的观点却倾向于“军队领导党”。这种情形，难道不会重蹈历史旧军阀的覆辙吗？

无可置疑，毛泽东与刘安恭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随着矛盾的加剧，刘安恭的行为举止愈发显得过于激进。

红四军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由刘安恭与朱德共同签署，却未包含毛泽东的签名。在此之后，部队随即开始酝酿对龙岩的进攻策略，而毛泽东并未被纳入讨论的范围之中。

刘安恭有意针对毛。

当前，红四军领导团队显现出一种格局：刘安恭与朱德各自一方，陈毅居中调解，表面上看似在调和中立，实则更偏向于朱德一方，而毛泽东则独立于他们之外。

然而，正当毛泽东身处逆境之际，一位仁人志士伸出援手。这位英雄人物便是林彪。

林彪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表达了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他恳切地劝阻毛泽东不宜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另一方面，他站在毛泽东的角度，对朱德与刘安恭提出了批评。

不难揣测，毛泽东在阅读这封信时的内心感触，就如同“雪中送炭”，给人以莫大的慰藉。知晓此事后，我们也就更加明了，为何林总日后能成为毛主席最为倚重的战友。

1929年6月8日，于白沙召开的会议中，关于是否维持军委存在的议题引发的辩论，实则是一场关乎前委与军委权力归属的激烈对抗，现场气氛一度紧张至极。毛泽东对此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他坚决地说：“既然你们指责我为‘家长制’，指责我独断独行，那么，我就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你们愿意由谁来接替，就任由你们决定。”

原本，大众普遍对毛泽东持有异议，纷纷提议：“既然您不愿接受此职，那么就让陈毅接替吧。”陈毅，这位以宽容仁爱著称的君子，竟意外地被推选为代理前委书记。

在那个时代，“民主”之风盛行，这一理念在红四军中同样备受推崇。于是，有人提出，鉴于朱军长、毛委员、刘特派员均坚信真理握于己手，互不相让，何不各抒己见，分别撰写文章，从而激发一场热烈的辩论。

因此，《前委通讯》刊登了毛泽东、朱德、刘安恭三位同志的文章，文章围绕“党是否应管理一切”这一议题展开争论，并号召全体同志：同志们，积极投身于争论之中吧！

民主固然有其价值，但若不加节制的推行，未必能成为明智之举。若任由众人各执一词，恐怕难以形成共识，反而可能加剧朱毛之间的分歧，让原本就处于困惑中的红四军成员们愈发焦虑不安。

面对这一棘手的局面，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于龙岩召开，其目的在于彻底解决这场争议。不料，事与愿违，问题不仅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陈毅，作为代理前委书记，担纲主持了此次会议。他原本位于中央，处境颇为尴尬，难以直言指出谁是谁非。最终，他不得不采取折中策略，对毛泽东和朱德均予以批评，并一致通过了“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对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的决议。

虽说警告性质更加严重些，不过从大局出发，毛泽东还是准备接受的。不过让他接受不了的事出现了。

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对前委领导班子进行了改选。结果，毛泽东和朱德均未能连任，反倒是陈毅意外地获得了当选。众人的心思似乎很明确：既然你们俩总是争论谁才是真理的持有者，那不如都放手，让陈毅来担任这一职务吧。

这一成果出乎三位高层领导的意料之外。

首当其冲的是陈毅。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或许并不熟悉，只知道曾有过陈毅取代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的传闻，误以为这是陈毅试图夺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陈毅并无野心，他一心只想着维护红四军的团结。实际上，他内心深知自己并不适合此职，可谓是“赶鸭子上架”。但到了这个地步，他已无力回天。

继之而来的是朱德。朱德乃是一位忠诚厚道、无私心之人。尽管他在“朱毛之争”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他的争论焦点实则在于前委与军委的职权划分，即是否应该“党掌管一切”的问题，而非与毛泽东个人之间存在私人恩怨。相反，他始终坚信毛泽东是担任前委书记的绝佳人选。

至于毛泽东，更是不必多言。他原本由中央任命担任前委书记，然而，如今竟然被自己倾注心血创建的红四军内部剥夺了职位，失望与郁闷之情，自是难以言表。

至关紧要的是，随着前委书记一职的丧失，他原先的政治理念将难以再得以实施。

“我们这一行人，当时确实显得颇为落魄。”

自此，毛泽东的人生步入了一段颇为苦闷的时光。

红四军困境

自毛泽东卸任红四军领导职务后，陈毅肩负重任，于1929年7月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核心内容是红四军内部争议的始末。在此期间，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一职，肩负起领导重任。

随着毛泽东的离去，红四军得以从他所坚持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制”束缚中解脱，进而转向实施了“自下而上的民主制”。

或许有人对这两种“民主制”之间的差异感到困惑。简言之，毛泽东倡导的是“有限度的民主”，即重大决策仍需由领导者作出决定。相较之下，朱德提倡的是“充分民主”，主张领导者不采取强制性的命令，而是通过集体会议进行讨论，由大家共同决定事项。

实践证明，“自下而上的民主机制”实则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构想，与现实相去甚远。

接到湘军调集四个团对红四军实施围剿的情报后，红四军迅速召集各纵队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旨在商讨应对敌军的策略。此次会议全面体现了“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精神，各纵队领导各抒己见，基于各自纵队的实际情况展开激烈辩论，始终未能形成统一意见，致使原本严肃的会议演变成了一场“纵队联席会”。

面对当前的局势，朱德显得有些难以掌控全局。此时，有人提议，鉴于敌军兵力雄厚，坚守闽西并非明智之举，不如主动出击，将战场转移到闽中地区，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令人惊讶的是，这项提议竟然得以通过。因此，红四军从闽西撤出，转战闽中。但遗憾的是，闽中地区缺乏群众基础，加之对地形和敌情均不甚了解，红四军抵达闽中后不久便陷入了重重困境。

在遭受了兵力和武器的重大损失后，红四军不得不遵从闽西特委的建议（实则源自毛泽东的指导），再次转战回闽西。

“闽中之战”的挫败，使得红四军内部思想纷扰，众多官兵迷失了方向，议论声四起，凝聚力几近消散。

此时，朱德亦深悟毛泽东之主张确为正途，坚信彻底的民主制度实属不切实际。鉴于此，他决意召开“红四军八大”，旨在统一思想、稳定军心士气，同时借此盛会，让毛泽东名正言顺地重返红四军。

然而，毛泽东正深受疟疾之苦，痛苦难耐，遂拒绝了朱德的传令。

在毛泽东与陈毅缺席的情况下，八大会议迅速转变为一场民主座谈会，尽管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最终并未形成任何决议。

至此，朱德固然认同，但众人之心亦然，普遍认为毛泽东的见解确实正确。

在众人的建议声中，朱德毅然执笔，挥毫书写一封亲笔信，恳请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再掌全局之舵。

毛泽东依旧予以拒绝，并在回信中对所谓的“陈毅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直言自己无法效仿陈毅那般圆滑折中、模棱两可的“八面玲珑”之态。他认为，红四军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摒弃“陈毅主义”，否则，他本人亦不会选择返回。

事实上，毛泽东目前病情依旧严重。这一消息传至国民党军，随即谣言四起。最终，甚至有消息称毛泽东因肺结核去世，这一不实之词甚至传至共产国际，导致共产国际不得不发布讣告，造成了一场巨大的误会。

1929年10月，根据中央的明确指令，红四军需把握住广东军阀陈铭枢与陈济棠为争夺地盘而相互角力的时机，将部队部署至广东东江区域，以拓展新的革命根据地。

原本这指令并无明显瑕疵，然而，一方面，这封信从上海中央发出，历经辗转，最终抵达朱德手中，耗费了颇长时日；另一方面，红四军内部推行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制”自由讨论，亦耗费了诸多时光。以致于红四军抵达东江时，广东军阀间的内战已告结束，转而集中兵力，对红四军发起攻击，导致我军遭受重大损失。

这即是“冒进东江”。

第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同样在此次战役中英勇捐躯。提及刘安恭，不妨多加一番叙述。尽管他曾留学海外，见识广博，且身为中央特派员，在红四军中显得颇为高傲，然而客观而言，他作战勇猛，堪称一位坚定的革命战士。纵然与毛泽东持有不同理念，立场对立，但就其个人品德而言，并无瑕疵。

在毛泽东的精心耕耘下，闽西根据地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面对红四军在东江所遭遇的困境，毛泽东向朱德致信，力主部队重返闽西。

及至此刻，屡遭挫折的红四军，自上而下普遍形成了一种共识：若非毛泽东的领导，部队难以为继，亟需将毛泽东召回。

陆 古田会议

正当红四军深陷逆境之时，陈毅正身处上海中央，着手撰写“九月来信”。这封信函，实乃扭转了中国革命走向的关键文献。

陈毅历经重重磨难，终抵上海，寻至中共中央。彼时，周恩来正主持中央工作。

陈毅向中央详尽地汇报了红四军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关于“朱毛之争”这一焦点问题，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谈及朱德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时，陈毅表示，这一决策权应交由中央裁决，而就个人立场而言，他更倾向于“毛去朱留”。

为化解“朱毛之争”，周恩来、李立三、陈毅共同成立了“三人委员会”，专此议题展开研讨。令人颇感意外的是，陈毅未曾料到周恩来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周恩来与李立三对此持一致观点，认为在白区开展工作日益艰难，而朱德与毛泽东所创建的红四军以及他们开辟革命根据地的举措，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依循此路径，我党革命队伍方能得以持续发展和壮大。

针对朱毛之间的争论，周恩来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所倡导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以及战争年代必需的集权思想。单纯追求民主化，恐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推进。

陈毅听了这些话后醍醐灌顶，从此完全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

在此基础上，陈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着手草拟了那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颇具盛名的“九月来信”。

本信函对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及前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表达了不满，强调必须坚决捍卫毛泽东和朱德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并明确指示恢复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此外，信中还就朱德和毛泽东的工作方式给予了中肯的批评。

1929年10月21日，陈毅带着这封信回到了红四军，见到了朱德。朱德有点为难的说老毛不在形势很不好，但是请他回来他又要打倒“陈毅主义”。很明显，朱德担心陈毅反对毛泽东回来。

陈毅闻言，不禁放声大笑，坦承自己确实犯下了重大错误。他认同毛泽东的言论，毫无瑕疵，认为所谓的“陈毅主义”理应予以摒弃。

鉴于陈毅并无异议，朱德心中亦释然。他们联名致信毛泽东，坦陈过失，并转达了上海中央对毛主席坚定支持的态度，诚挚邀请毛泽东重返岗位，继续担任前委书记一职。

至此言辞已尽，毛泽东回归红四军之际，又怎能再有他言？11月26日，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三人在相聚时坦诚相认过错，彼此间的隔阂随之消散。毛泽东的归来，使得红四军全军上下喜出望外。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的古田之地，红四军召开了其第九次代表大会，这一历史性的会议被后人铭记为“古田会议”。

在九大会议期间，陈毅同志首先对七大以及前委扩大会议中的不足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检讨，随后，他将上海中央发出的“九月来信”精神向全体与会人员进行了详尽的传达。

一方面，上海中央已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另一方面，经过惨痛的代价，官兵们对毛泽东的理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已无任何阻碍。

在激烈的讨论之后，与会者一致赞同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此决议案在党史上享有盛誉，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首先，文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进行了清晰界定。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工农红军肩负着无产阶级革命宏伟事业的重任。其使命远不止于战争本身，更在于成为一心一意服务人民的武装力量。

第二个原则是明确了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立场。这一观点正是毛泽东一贯所秉持的，同时，它也是朱毛之争的焦点所在。

第三个议题涉及对红军实施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问题。此议题与第二点紧密相连，即借助少数具备先进思想者，对广大士兵进行教育转化。

九大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内部的争议与矛盾，终于得到了圆满的化解。

《古田会议决议》荣获上海中央的高度认可，自此，它被确立为全国各支红军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准则。

柒 写在最后

历经诸多波折，我们已然梳理明了“党指挥枪”这一建军原则的形成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轻松自如，而是经过无数次的磨砺与挑战，才最终确立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在红四军那段激烈的争论中，核心人物包括毛泽东、朱德、陈毅、刘安恭，以及关键时刻坚定支持毛泽东、展现卓越判断力的周恩来。回顾彼时，他们虽然都是领袖级的英才，但本质上却是一群在革命道路上勇敢探索的青年。

昔日，朱德年逾四旬，已43岁；毛泽东则年届而立，36岁；周恩来正值青春年华，31岁；刘安恭亦步其后尘，30岁；至于陈毅，更是风华正茂，年仅28岁。

他们是一群经验尚浅的革命先驱。他们的争论，并非源于对个人权力的追逐，而是为了探寻正确的路线与道路。

秉持坚定原则的毛泽东，大公无私的朱德，胸怀坦荡的陈毅，英勇无畏的刘安恭，以及稳若磐石的周恩来……这样一个由他们共同构成的集体，其力量之强大，自是不言而喻。

他们那一代老革命家所展现的坦荡无私，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学习与效仿。

正因那场激烈的辩论，我们对于建军理念形成了普遍认同。正是凭借这一理念铸就的人民军队，即便历经重重磨难，依然坚如磐石，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辉煌胜利。

邓公曾屡次强调，「若无毛主席，便无新中国；若无毛泽东思想，亦无今日之中国共产党」。

深刻洞察中国革命的发展轨迹，方能深刻领会此言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