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誉为"测绘界的将军"，更是名副其实的地图学大师与宗师级人物，此人便是吴忠性。尽管顶着"将军"头衔，他却从未真正披挂上阵，吴忠性的过人之处，全都体现在测绘领域之中。

特别要说的是，国民党用高官厚禄来引诱他，他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等到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他又果断回绝了他们的拉拢。

今天，咱们一同来瞧瞧这位“测绘大将”的非凡经历吧。

1912年，吴忠性在安徽合肥呱呱坠地，家里原先给他取的名字是“家骥”，长辈们都期望他日后能有所成就，成为家中的一匹“骏马”。

吴家以前在当地也算是个有点名气的读书人家，但到吴忠性出生时，家里已经渐渐衰败了。更不幸的是，吴忠性才出生不久，他的父亲便离世了。母亲一个人实在养不活孩子，只好带着他回了外婆家。

外公是个爱读书的人，脾气很好，也没拒绝，母女俩便在这儿安了家。从六岁起，吴忠性就踏上了求学路，他打小就乖巧，念书时特别用功。

瞧着温顺懂事的吴忠性，外公总会轻轻拍拍他的脑袋，笑着说：“没钱没啥好怕的，书读得多了，脑袋里有学问，走到哪儿都不会没饭吃。”

约莫11岁那年，母亲东拼西凑了些钱，便送他去合肥城向赵衢九先生求学。城里生活愈发艰难，他栖身在破旧小屋，每日啃着硬邦邦的干粮，却仍将先生所授的课文背得一字不差。之后，他回到长临河随堂叔学习，又前往邻县向秀才请教，转眼间就到了17岁的年纪。

那时新式学堂正流行，吴忠性也跑去报名了。可一进学堂，他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学堂里教的全是英文、数学、画画这些课，以前吴忠性连听都没听说过。

无奈之下，他只能早早努力，白天正常上课，晚上一有空闲就去找老师额外辅导，至于那些不太重要的课，实在没时间，就直接不学了。但没过多久，学校因资金不足关闭了，吴忠性便继续跟着辅导老师学习。

他自学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但因为没有初中毕业证，无法参加高中的入学考试。后来，他搞到了一张署名“吴忠性”的毕业证书，从此便以吴忠性的身份生活。

后来，吴忠性打算报考安庆的染织学校，毕竟当时职校毕业后能直接分配工作，能早点挣钱贴补家用。但伯父吴少农却阻止了他：“你头脑聪明，又肯下功夫，应该去读高中，然后考大学！”

伯父建议他去报考安徽六中，那时的安徽六中可是远近闻名的好学府，考进去的难度比现在考进重点高中还要大。吴忠性心里没谱，但伯父拍了拍他的肩头鼓励道：“我相信你。”于是，他鼓起勇气去了。

准备考试那段时间，他住在合肥一家小旅店里，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学习，直到夜幕降临才休息。努力终究有了回报，他顺利考上了。在六中读书的几年里，他学习格外用功，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母亲总是节衣缩食为他缝补衣物，他从不与同学攀比吃穿，只一心在成绩上较劲。

地理老师瞧出这孩子对地图特别在行，画的地形图比教材上的还细致，便对他讲：“你这手艺，将来干测绘准没错。”

1932年，吴忠性成功考入了中央测量学校，这所学校不仅学费全免，还包吃住，每个月还能领到10块钱的补贴，这对他而言，就像是“白捡了大便宜”。

起初吴忠性对画图没啥兴趣，觉得每天画线条实在太无聊了，但想到家里的困境，他还是静下心去学习。好在中学基础打得牢，又肯吃苦，毕业时他成绩排全班前四，被安排到国民政府测量总局的制图部门，当上了测量员。

1935年，吴忠性拿着报到通知前往南京入职。才工作不到两年，抗日战争就打响了。测量总局被迫不断西移，先从南京搬到长沙，接着又到武昌、湘乡，最终在贵州平坝安顿下来。

他随着队伍前行，兜里装着画图的家伙，家人紧紧跟在身后，那时他已为人父，全家混在逃难的队伍中，饿了就嚼口硬饼，渴了就喝路边井里的水，好几次险些被炮弹击中。

1941年，中央测绘学校迁至贵州镇宁，因师资短缺，便调吴忠性前去任教。镇宁是个小地方，数理化老师难找，学校便安排他兼任这些课程，每节课额外给4块钱补贴。既能教学，又能补贴家用，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之后学校又搬去了贵阳、重庆，他带着全家一路追随，行李中除了被褥，便是书籍和画图用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重庆澄江，那时吴忠性正待在那里。他和同事们冲上街头，随着人群一起欢呼，激动得眼泪直流，这艰难的岁月，终于熬到头了。

不久之后，学校安排他前往英国进修，然而抵达英国后，他却被分配到了印度德拉顿的测量科技机构。在印度度过的那几个月里，他十分忙碌，不仅钻研技术，还留意到英国人掌握着大量关于西藏和新疆的地理信息。

吴忠性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觉得这些资料日后定有大用，于是在回国之际，偷偷买了许多，打包运回国内，后来这些材料成了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关键依据。

1947年，吴忠性随学校搬到了苏州，当上了制图科的头儿和主讲教官。当时国民党已挑起内战，他瞧见周围的同事，有的被逼着去画军事地图，有的成天愁眉苦脸，心里渐渐凉了半截。

国民党开展党员登记那会儿，吴忠性压根没去填那份表，他不愿和那些耍心眼、搞内斗的人凑一块儿，就想着平平静静地把书教好、把图画好。

1949年，国民党不断溃败，蒋介石着手将人员往台湾转移，特别是对吴忠性这类技术人才格外关注。

上级找他聊了聊，给出了很诱人的条件：要是去台湾，就能享受高级官员的待遇，住房和工资都比在大陆强。家里人也跟着劝他：“你以前在国民党那边干过，现在共产党来了，能接纳你吗？”

吴忠性立场坚定。他亲眼见识过国民党的腐败不堪，也听说过共产党的事迹，明白他们打仗是为了广大民众。他便对家里人讲道：

共产党现在正需要测绘方面的人才，咱们要是留在大陆，能把自身本领用在最该用的地方，总比跑到台湾去当个“局外人”要好啊。

那时他在重庆的制图厂里担任科长一职，上级要求尽快迁往四川乐山。厂里召开会议，众人犹豫不定时，吴忠性站了出来说：“咱们守着这些设备，等解放军来，总比四处奔波、无家可归要好。解放军要搞建设，肯定需要咱们的技术。”他的话让不少同事点头赞同，最终全厂上下都选择留下，等待解放。

11月下旬，重庆获得了解放。解放军进驻了制图厂，军队派来的代表与吴忠性交谈，没有提及他曾经的“国民党背景”，而是询问他“是否具备绘制精确地图的能力”。吴忠性信心满满地回答“可以”，随即在当天便与同事们重新投入了工作。

1950年，西南军区计划进军西藏，但当时连一份精准的西藏地图都拿不出来。军方代表找到吴忠性，将绘制地图的任务托付给他。他毫不犹豫，立刻带着科室成员一头扎进了办公室。

资料不够用，就靠之前从印度带回的资料和零零碎碎的测量记录来拼；工期太赶，几个人就轮流倒班，昼夜不停地绘制。油灯一盏接一盏地换，草稿纸摞起来有一尺厚，眼睛熬红了，就用凉水冲冲脸。几周后，他们按时完成了西藏地形图，这张图，成了指引解放军进藏的“导航灯”。

1952年的时候，西南军区的测绘部门被撤销了，上级让他从里面挑30个业务能力强的人去北京，他挑的全都是踏实做事的年轻人，吴忠性表示：“得把优秀的人才留给国家。”

没过多长时间，新成立的沈阳解放军测绘学校师资紧缺，上级领导便将吴忠性调往该校任教。他依旧没有半句怨言，立刻整理行装前往，从一名测量员转变为教师，他认为只要能培养出更多测绘方面的专业人才，无论身处何地都无关紧要。

在沈阳测绘学校里，吴忠性被大家称为“全能型教师”。他不仅要给学生上课，还得自己编写教材、制定教学规划，甚至还要负责搭建实验室。当时学校借鉴苏联的测绘教育模式，所以还得翻译苏联的教材。

吴忠性压根没接触过俄语，只能捧着字典一点点地学，白天忙着上课，晚上就埋头翻译，有时候为一个专业词汇得翻查好几天。

他总爱跟学生们念叨：“搞测绘可不能马虎，哪怕就那么一点点误差都不行，咱们得对画出来的每根线都上心。”

1954年的时候，吴忠性被评为了四级高教副教授；到了1960年，他不仅入了党，还正式成为了一名军人，穿上军装的那天，他对着镜子端详了许久，感觉这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模样。次年，他晋升为了正教授，也成了学校里备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之一。

好日子没持续几年，“文革”风暴就席卷而来。吴忠性也未能幸免，受到了各种批判和严格审查。1969年，他被下放到总参五七干校去劳作，一待就是整整3年。

1971年重返校园后，他头一件事就是翻出藏着的课本，拍去上面的灰，然后接着编写。当时校内还有人指责他“顽固不化”，他从不反驳，只是回应：“我教学生绘图，是为国家出力，这没错。”

1977年，吴忠性感到身体大不如前，加上对某些领导打压知识分子的做法很不满，便自己提出退休，到江苏常熟与大儿子一同生活。

才休息了没多长时间，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就召开了，科学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好时候。北京、南京的许多单位都纷纷向他发出邀请，总参测绘学院的新领导更是亲自跑到常熟找他，说道：“吴教授，学校离不开您，国家也离不开您。”

吴忠性二话不说，打包好行李就直奔郑州的总参测绘学院，当上了制图系的常务副主任。那时他都66岁高龄了，但工作热情比年轻人还高涨：他重新规划了教学方案，亲自编写新教材，指导研究生，甚至还创立了地图投影这门新学科。

1988年，当时已经76岁的吴忠性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依旧忙碌不停。他经常到学校里听课，和年轻的教师们一起探讨问题，还撰写了多篇学术性的文章。

有人让他别写了休息会儿，他摇摇头道：“只要还能动笔一天，我就多给子孙后代攒点精神财富。”

吴忠性一生没给家里攒下多少财产，却用“做人要清清白白，做事要踏踏实实”的家训影响了全家。他管教子女特别严，从不偏袒谁。他总跟孩子们念叨：“甭管干啥，都得摸着良心干，得对得起国家。”

儿子吴邦国自幼随他四处奔波，看多了父亲深夜伏案绘图、专心授课的模样，也渐渐磨炼出勤奋、稳重的性格。

后来，吴邦国当上了国家领导，每次回去探望父亲时，吴忠性总会反复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的根，要多替百姓着想，多办实事。”

有人到家里找吴忠性，想让他帮忙联系吴邦国走后门，他直接就拒绝了，说：“我儿子做工作是为国家效力，不是为私人谋利，你有啥难处也得守规矩办。”

1999年6月，吴忠性于北京离世，终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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